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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智宏:转型期如何重塑大学精神

中国名校-教育中国-中国网 u.edu.china.com.cn  时间: 2013-12-10  责任编辑: 李睿睿

 
许智宏


(中国网3月15日讯)“中国还没有世界一流大学”、“北大毕业生也可以卖猪肉”、“去除大学校长行政级别,我双手赞成”……这些惊人之语,是曾任北京大学校长9年的许智宏的肺腑之言。

尽管已于2008年卸任,许智宏依然是媒体关注的焦点。近来,许智宏频繁走进各大学校园作演讲。

“主要是还我做校长以来欠的人情。”许智宏笑言。事实上更多的,他是将自己多年来对中国教育的想法与思考拿为众人探讨。

中国的教育如何回归教育本意?中国如何能办出真正一流的大学?如何重塑大学精神?这些正是众多教育家纠结于心的问题。近日,带着这些问题,《科学时报》记者专访了许智宏。

回归教育本意

《科学时报》:“中国还没有世界一流大学”这句话曾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,为什么会作出这样一个判断?

许智宏:这两年我陆续去几所大学作演讲,我讲的一个核心是转型期中国大学精神的重塑。前段时间媒体对我的一次演讲议论纷纷,说许智宏校长讲中国还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。其实,如果查查我做校长这9年的讲话,我一直是这么说的。

诚然,在过去10年中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也取得了很多的进展。但我认为教育正在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教育本身的功能。我不当校长之后,一直在反思这几年走过的路。教育的根本功能,其实就一句话,像康德讲的: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成为人。我们的先辈在《大学》中也讲得很清楚: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。这个理念几百年来没有变。这是根本的问题,如果忘记这一点,我们的大学就会偏离教育的本意。

《科学时报》:教育本身功能的确立,最重要的因素应是大学体制还是外部制度环境的约束?

许智宏:对于中国,一个特殊的情况是,大学外部环境的因素如同整个社会一样,发生了剧烈变化。我觉得中国的学术界、大学以及科技界对这么多年来外部环境的变化准备不足。

我在1992年底到北京任中科院副院长之前,在上海任中科院植生所所长,记得当时的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先生在视察上海分院时提醒大家说,中国经济改革这么快,经济上的变革一定会影响到各个方面,包括科技,要求大家在思想上必须有所准备。

现在回过头来想想也的确如此,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,在推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,对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深刻影响。社会上反映出的那么多问题,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包括大学在内的整个国家各方面都准备不足,或者整体的设计还不够完善。

《科学时报》:说到大学的生存环境问题,近来炒得最热的一个话题是大学的去行政化问题,对于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你是如何看的?现在教育部推行大学的改革,许多人提倡首当其冲应废除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,这种做法是否会直接触及大学校长的切身利益?

许智宏:不当校长我可以当教授,可以去教书,我从来都没有很看重北大校长副部级的待遇,我并不靠这个头衔吃饭。尤其对于有学术背景的校长而言,并不把这个太当一回事的,也没有因副部级增加他们的工资。

中国社会各界的行政级别,不仅大学,科研院所、医院等事业单位均有级别。我个人支持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。关键在于,在目前这种状况下,如果只是把大学的行政级别取消,问题是否就解决了?

大学的去行政化关键有两点:首先是政府主管部门要真正放权,让大学有更多的自主权,让大学校长有更多自主权,自主办学;其次是大学内部要有规范管理,使教师也包括学生有更多发言权。

具体地说,就是校长治校,教授治学。当然,学校内部也有制约和监督的机制,如教代会、职代会,同时应发挥主要由教授参加的多种机构的功能,如学术委员会、学位委员会、学校的规划委员会等。北大是一个相当民主的大学,但北大几万人,每件事都让教授来决策,教授也不一定会来,特别是知名的教授都很忙。所以接下来要思考如何发挥各方力量,建构一个比较好的相对定型的民主机制。这是今天的大学最急需的。

这也就是当年我们着手制定北大章程的原因。很遗憾我离任了还没有完成,这个章程相当于是“北大宪法”,正因如此,出台还是要很谨慎。

让大学彻底去行政化,我双手赞成,但是国家要有政策配套。如果大学的人才流动到社会其他部门,目前常遇到的问题是对方会问你是什么级别的,人家是按级别来安排工作的。

《科学时报》:在你的教育生涯中,大学办学缺乏自主权是否正是束缚大学发展最重要的因素?能否谈谈你9年校长生涯最深的体会?

许智宏: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(2010-2020年)》中强调,要“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”,现在很多校长也在呼吁,要给大学更多的自主权。这当然是影响大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。有些问题可能一时解决不了,但并不意味着在校长的职权范围内什么事都不能做,至少做得好一点吧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我一直是在尽我所能。我之所以崇拜蔡元培校长,尊崇他的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、提倡德智体美全面发展,是因为做到这些我们就真正回到大学的本意上来了。

大学不可能离开社会独立存在,大学需要社会各方面、政府的支持和资助,因此也会受到各个方面的压力和影响,但大学与社会至少应保持一定距离,要守住我们最基本的底线。现在的问题是学术界很多方面跨越了底线。

过去10年中,很多硬指标我们都有进步,像在Nature、Science这样国际第一流杂志上的论文数目增加了不少,在国际的大学排名中,也终于有中国的大学了,但我们研究工作总的质量怎么样?哪些研究领域是由中国人开创的?中国很多事情到一定的时候都会走极端,追求数量、跟风。大学的很多方面是不能量化的,这是我几年来最大的感触之一。

基础教育的状况会直接影响大学的人才培养。素质教育讲了很多年了,但应试教育的格局基本上没变。我的高中时代也没有什么文理分科,大学的录取率比现在低得多,也没有像现在如此分数至上,也没有“黑色的六月”。

所以实施素质教育,真正使中学生有足够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,使他们关心社会,热爱科学,热爱大自然。不仅是高考要改革,中学的老师、家长和社会等多方面都需要共同努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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